近代史论文通用8篇

在我国的延安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下内容是虎知道为您带来的8篇《近代史论文》，如果能帮助到您，虎知道将不胜荣幸。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革命中的转折点

电子商务 专业 二 班级 2010043204学号 姓名 梁栋

内容摘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其中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让后北上到达遵义，进行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二个转折会议遵义会议，会议中经过激烈讨论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取消“三人团”，总结政治和革命经验。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关键词：候场会议 遵义会议 毛泽东 基本方针

正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

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会议上在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

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然而，人们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党和红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结果及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即猴场会议的共识），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并在继续遭受损失、陷入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面对惨重的失败，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不能不深刻反思：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谁能领导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答案只有一个，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这成为广大指战员有目共睹的事实。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2]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党和红军。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出发时的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3]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4]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毛泽东不但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同。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ＷＷＷ．HUZHIDAO.COM〉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5]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责。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团结一些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系。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时就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6]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7]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李立

三、王明当时都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由于他们的错误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因而成为两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也没有担任过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情况下，能够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8]这是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好说明，也是对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高风亮节的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历史中，正因有这几次转折会议，才有今日的新中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伟大的革命先辈们虚心的接受和相互听取建议和做出的正确结论，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先辈们的高风亮节，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永记历史，用历史提醒自己。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3]《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4]《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张闻天传》，第205—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8]参见郭德宏：《中共党史论集》，第2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2023年近代史论文(推荐 篇二

我主要结合中央、省市从严治党重要内涵，联系目前办公室内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分析当前我办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下面，我围绕四个方面，讲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等一系列“中国奇迹”，从1979年到2015年的36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仅为2.8%，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这一让国人自豪、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关键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欧美国家有的至今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多方对照，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已经开始彰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憾》一书中写到：“过去30年中国稳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从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到金融危机的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问题，而中国依然高度发展”。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每个党员都要从现实中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信心，坚定对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筑牢理想信念灵魂，锤炼优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

***，就要心中有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正是党的崇高理想、党的先进形象，吸引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期待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既然通过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党员，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这不仅是自我角色的不断暗示，更是价值取向的反复拷问。唯有忠诚于党，对党的宗旨主义和理想深信不疑，坚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利益统一起来，绝对不做有损于党的利益和名誉的事情！对党绝对忠诚，是“讲政治”的核心，也是办公室的生命线和做好工作的根本点。当前，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影响，我们要善于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捍卫者”。

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权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和虚怀坦荡的透明人；要始终把党中央这个核心力量，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定盘星”“主心骨”，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动上紧跟、工作上落实，努力成为推动小康××建设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常扫思想之尘，常补精神之钙，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制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加强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提升精神区位，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三要牢固树立一个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左传》有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意思是我们每个干部，一定要把“为民”之事当作农事一样，夙兴夜寐、精耕细作，把惠及民生的事一件件抓实抓好。为人民服务是办公室三个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座各位党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服务员，要牢固树立“一心为民”的情怀，时刻对标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围绕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共同推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业。

要做到“心中有戒”，就必须要搞清楚“戒”的内容和含义。查阅相关资料，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一致的解释是指戒律，“戒”就是要主动、自觉、经常地防止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的过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党派、不同社团可能对“戒”的要求不尽相同，比如佛教上讲的“五戒”，就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还有“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等，虽提法有不同，但内容大多都有关联性和承继性。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戒”的含义和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戒”就是敬畏，就是遵守，就是要从内心深处敬畏纪律规矩，从日常小事上遵守纪律规矩，让纪律规矩约束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让纪律规矩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让纪律规矩保证我们既要干成事，还要保证我们不出事。

一要严守纪律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纪党规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体遵循，是刚性约束，是红线。大家要自觉遵守党章、党规，自觉用《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二要自觉接受监督。195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避免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在座各位党员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

三要始终严格自律。守纪律、讲规矩难在自律。周恩来总理一生不回家乡淮安，也是怕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要回避这一点。还规定“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这种自律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办公室同志，要树牢自律意识，时刻“三省吾身”，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反省自己存在的失误，将他律变为自律；要在日常小事和细节问题上坚守住纪律“底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要严守廉洁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尤其办公室承担统筹协调职能，工作中必然有大量人际交往，要坚持原则、划清界限、谨慎交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是让大家远离企业，不交朋友，而是坚持“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打交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无贪心私心。要始终在规矩的范围内干事，决不能以办公室牌子搞关系、谋私利，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全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要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用“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三句古训以为佐证，警醒广大党干部。我们在座各位要切实在家庭角色中承担起“慈、孝、廉、敬”的责任和义务，管好配偶及子女，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责任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由此可见责任对于做人为官的重要性。结合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日常运转工作非常重要，要做到高效、有序、和谐、严密，保证上级政策、领导意图和基层要求顺达、畅通。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灵敏。无论是办文、办会，还是办事，都要首先考虑政府有什么精神，领导有什么意图，怎样办才更符合政府工作要求和领导意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花再大力气，做了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无益。

二是要高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时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做到及时、迅速、不误事，实现工作的高效运转。要严格把关，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确保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从“文山”、“会海”和一般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

三是要有序。办公室的公文处理、会议安排、安全保密、后勤服务等日常工作，应进一步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标准、高质量。

四是要主动。要在被动状态下主动做好工作，就一定要超前思维，把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到前头，并随着党委工作的进展而推进，围绕党委工作的变化而调整。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始终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五是要周密。日常运转十分琐碎繁杂，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会影响党委工作的全局。党委办公室做每一项工作，都要着眼全局，顾全大局，环环相扣，搞好衔接，真正做到周全细致，消灭差错，避免疏漏。特别是对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要提前介入，做好预案，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六是要有激情。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对工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也确有极少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有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强调客观、埋三怨四，有的回避矛盾、畏首畏尾，等等。这些不良思想倾向是极为有害的。如果领导交代的事半天都没有回音，干什么事都萎靡不振，无所谓，那是不行的。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有没有激情、愿不愿意、认不认真去干，这是态度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紧起来、等不起，急起来、拖不得，干起来、坐不住”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真正把工作当作一种事业去闯、去拼。

七要讲奉献。办公室权力不大责任大，手段不多工作多，待遇不高要求高，可以说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没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情怀，就不可能履行好职责。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能够在政府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珍惜岗位，无私奉献，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办公室的工作既具体繁杂，又紧张寂寞，而且多是台下幕后的工作，客观上也需要同志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特别强调的是，大家离领导近，涉及的人、事和利益关系很多，廉洁自律尤为重要。

八要讲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家一定都要树立办公室工作一盘棋思想，同事之间、科室之间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把办公室的工作做好。科室之间协作要学会包容、补台。办公室有分工、有制度，但有时交叉内容多，有些科室同志不在，其他同志应主动替补上去，即使不是自己分管的事情，也应主动热情向人介绍。总之，通过主动、积极地协调工作运转的各个环节和功能，使各科室、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密切配合，避免出现推诿扯皮，使多数人的力量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任务。

中国近代史论文3500字 篇三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渊源初探》

[摘 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影响力是多方面的。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而对其维新思想渊源的探究，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梁启超维新思想形成的过程及原因，探究本源，是我们理解梁启超一生思想的重要基础。本文力图从社会背景、传统儒家教育及其师从康有为后思想的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中探讨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渊源问题。

[关键词]内忧外患；儒家教育；康有为

梁启超的思想来源多元，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流质易变”，理解梁启超的思想，其思想渊源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而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亦更需对其渊源进行探讨分析，对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戊戌变法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当时中国的命运，正处于衰颓之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冲进中国的大门。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闭关锁国的生存状态被打破，西方列强逼人的态势咄咄而出。

1894年3月，为准备会试，梁启超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春夏之交，中日两国交涉日紧，战争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又逢慈禧太后60大寿，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忙于祝寿。一帮贪官污吏借机欺压百姓，骗取钱财。梁启超亲眼目睹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心急如焚，如其他无权无势的士人一样，只能在杯酒和诗文中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他在一首诗中就曾写到“群季年来几合并，短檠相坐对谈兵。一腔孤愤肝肠热，万事蹉跎髀肉生。痛苦谁能追贾谊，升沉应莫问君平。”[1]8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武器精良，策划周详，步步进逼；清军指挥不力，内部腐败，节节败退，可慈禧太后仍在鼓乐声里进行她的万寿庆典。甲午战败，中国竟以堂堂“天朝上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也在前进、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洋为用”的洋务运动也能救中国。而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却经不起日本的一击。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复灭，不仅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早期富强努力的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人们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

由此可知，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想正是在甲午战争等外在因素和满清政府腐朽统治等内在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的满腔热情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二、传统的儒家教育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乡间儒家小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的梁启超天资聪慧，幼年便在“神童”的赞誉声中度过，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他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教育，四岁开始读《四子书》、《诗经》，六岁学习《中国略史》、《五经》，八岁即能学作八股文，九岁便能写出洋洋千字的好文章，十三岁学帖括训诂词章，走的正是当时人们认为的理想正途“学而优则仕”。而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其父母都严格要求，希望他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在1902年写的一篇《我之为童子时》，回忆了母亲对他的道德教育：“……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盗窃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2]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家教的重要渗透作用。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他是汉学的堡垒和晚清糅合汉学和宋学的运动的中心。近5年的广州求学，使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和较广泛地涉猎古典经籍。兴趣广泛的梁启超一时为乾嘉汉学所吸引，刻苦钻研，自称在学海堂的5年间“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3]在学海堂里梁启超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生，少年得志，前程似锦，期间的学习为梁启超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的根底。由此可见，传统儒家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行为准则对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了其维新思想渊源的一部分。

三、师从康有为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

1890年春，北京会试失败后，梁启超在上海停留期间接触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中文书籍，这使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4]同年秋，通过学海堂的同班同学陈千秋的引荐结识了康有为。正如梁启超后来回忆的，他与康有为第一次长时间的会晤对他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顿悟。动摇了他对传统学问自以为是的接受，展现了一个他以前没有梦想过的新的思想天地。[5]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到：“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6]从中可看出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重要地位。自此，梁启超中止了他在学海堂的学习，成为了康有为的学生。

一年后，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梁启超在那里断断续续学了四年。学习期间，康有为的讲课很快激发了梁启超的政治意识，梁启超的思想几乎完全受康有为的支配，他的社会交际大部分也局限在康有为的圈子里。当时的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的出现成为两股新的思潮，也对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今文经学中占其中心位置的春秋公羊学，正是以魏源、龚自珍等为先驱，不久被康有为广泛宣传的。这也成为康有为吸引梁启超的一方面原因。张灏在其文章中总结到：“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来源于晚清各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汉学、宋学、今文经学派和经世学派都对康有为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佛教和西学对康将这些儒家思想改造成为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也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必然会引起轰动，并征服那些有才智的人，其中一位才智过人的年轻人便是梁启超。”[7]如梁启超后来回忆的，这几年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8]康有为的思想也定将成为其维新思想发展的根本渊源。

综上所述，可知梁启超维新时期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的儒家经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来源于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即与康有为的思想渊源类似，很大一部分是儒家的，但同时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佛教和西方思想的印记。其经世致用的理想形式上是儒家的，但实质上是综合的。[9]梁启超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兼收并蓄的想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来挽救中国。并且在这个特殊时期，内忧外患使更多的国人有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感。面对严酷的现实，有觉醒意识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怎样把中国从这危机落后的时局中挽救出来，这种做法合乎了多数爱国之士的心理。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便在在这种背景与思潮的作用下产生了。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页。

[2]梁启超：《我之为童子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3]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4]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5页。

[5]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5页。

[6]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1页。

[8]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6-17页。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1页。

2023年近代史论文(推荐 篇四

按照政治教育计划，安排由我给大家上一堂党课。我主要结合中央、省市从严治党重要内涵，联系目前办公室内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分析当前我办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下面，我围绕四个方面，讲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等一系列“中国奇迹”，从1979年到2015年的36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仅为2.8%，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这一让国人自豪、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关键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欧美国家有的至今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前段时间，我从相关媒体了解到，我们邻国朝鲜目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基本上还处于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连民众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多方对照，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已经开始彰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憾》一书中写到：“过去30年中国稳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从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到金融危机的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问题，而中国依然高度发展”。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每个党员都要从现实中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信心，坚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筑牢理想信念灵魂，锤炼优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

不忘初心，就要心中有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正是党的崇高理想、党的先进形象，吸引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期待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既然通过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党员，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这不仅是自我角色的不断暗示，更是价值取向的反复拷问。唯有忠诚于党，对党的宗旨主义和理想深信不疑，坚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利益统一起来，绝对不做有损于党的利益和名誉的事情！对党绝对忠诚，是“讲政治”的核心，也是办公室的生命线和做好工作的根本点。当前，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影响，我们要善于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捍卫者”。

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权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和虚怀坦荡的透明人；要始终把党中央这个核心力量，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定盘星”“主心骨”，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动上紧跟、工作上落实，努力成为推动小康××建设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常扫思想之尘，常补精神之钙，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制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加强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提升精神区位，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三要牢固树立一个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左传》有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意思是我们每个干部，一定要把“为民”之事当作农事一样，夙兴夜寐、精耕细作，把惠及民生的事一件件抓实抓好。为人民服务是办公室三个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座各位党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服务员，要牢固树立“一心为民”的情怀，时刻对标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围绕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共同推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业。

要做到“心中有戒”，就必须要搞清楚“戒”的内容和含义。查阅相关资料，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一致的解释是指戒律，“戒”就是要主动、自觉、经常地防止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的过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党派、不同社团可能对“戒”的要求不尽相同，比如佛教上讲的“五戒”，就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还有“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等，虽提法有不同，但内容大多都有关联性和承继性。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戒”的含义和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戒”就是敬畏，就是遵守，就是要从内心深处敬畏纪律规矩，从日常小事上遵守纪律规矩，让纪律规矩约束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让纪律规矩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让纪律规矩保证我们既要干成事，还要保证我们不出事。

一要严守纪律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纪党规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体遵循，是刚性约束，是红线。大家要自觉遵守党章、党规，自觉用《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二要自觉接受监督。195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避免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在座各位党员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

三要始终严格自律。守纪律、讲规矩难在自律。周恩来总理一生不回家乡淮安，也是怕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要回避这一点。还规定“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这种自律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办公室同志，要树牢自律意识，时刻“三省吾身”，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反省自己存在的失误，将他律变为自律；要在日常小事和细节问题上坚守住纪律“底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要严守廉洁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尤其办公室承担统筹协调职能，工作中必然有大量人际交往，要坚持原则、划清界限、谨慎交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是让大家远离企业，不交朋友，而是坚持“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打交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无贪心私心。要始终在规矩的范围内干事，决不能以办公室牌子搞关系、谋私利，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全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要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用“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三句古训以为佐证，警醒广大党干部。我们在座各位要切实在家庭角色中承担起“慈、孝、廉、敬”的责任和义务，管好配偶及子女，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责任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由此可见责任对于做人为官的重要性。结合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日常运转工作非常重要，要做到高效、有序、和谐、严密，保证上级政策、领导意图和基层要求顺达、畅通。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灵敏。无论是办文、办会，还是办事，都要首先考虑政府有什么精神，领导有什么意图，怎样办才更符合政府工作要求和领导意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花再大力气，做了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无益。

二是要高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时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做到及时、迅速、不误事，实现工作的高效运转。要严格把关，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确保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从“文山”、“会海”和一般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

三是要有序。办公室的公文处理、会议安排、安全保密、后勤服务等日常工作，应进一步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标准、高质量。

四是要主动。要在被动状态下主动做好工作，就一定要超前思维，把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到前头，并随着党委工作的进展而推进，围绕党委工作的变化而调整。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始终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五是要周密。日常运转十分琐碎繁杂，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会影响党委工作的全局。党委办公室做每一项工作，都要着眼全局，顾全大局，环环相扣，搞好衔接，真正做到周全细致，消灭差错，避免疏漏。特别是对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要提前介入，做好预案，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六是要有激情。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对工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也确有极少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有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强调客观、埋三怨四，有的回避矛盾、畏首畏尾，等等。这些不良思想倾向是极为有害的。如果领导交代的事半天都没有回音，干什么事都萎靡不振，无所谓，那是不行的。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有没有激情、愿不愿意、认不认真去干，这是态度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紧起来、等不起，急起来、拖不得，干起来、坐不住”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真正把工作当作一种事业去闯、去拼。

七要讲奉献。办公室权力不大责任大，手段不多工作多，待遇不高要求高，可以说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没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情怀，就不可能履行好职责。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能够在政府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珍惜岗位，无私奉献，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办公室的工作既具体繁杂，又紧张寂寞，而且多是台下幕后的工作，客观上也需要同志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特别强调的是，大家离领导近，涉及的人、事和利益关系很多，廉洁自律尤为重要。

八要讲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家一定都要树立办公室工作一盘棋思想，同事之间、科室之间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把办公室的工作做好。科室之间协作要学会包容、补台。办公室有分工、有制度，但有时交叉内容多，有些科室同志不在，其他同志应主动替补上去，即使不是自己分管的事情，也应主动热情向人介绍。总之，通过主动、积极地协调工作运转的各个环节和功能，使各科室、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密切配合，避免出现推诿扯皮，使多数人的力量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任务。

中国近代史论文3900字 篇五

《论“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五四运动所凝炼出的“五四”精神包括“爱国、科学、民主、进步”。“五四”精神在当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进步创新精神

191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运动的主体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它也被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开端。同时在理论层次上，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也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引领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和伟大复兴不断地奋斗。时至今日，五四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涵

五四运动的内在精神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和进步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特质对于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转变和发展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在历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影响深远。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深入挖掘五四运动的价值。

第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凸显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五四运动中最核心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主旋律。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历程来看，中华人民从来都是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用自身的爱国壮举来抒写着一幕幕爱国主义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由于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软弱无能，致使国家利益受损；但是，中国广大社会民众是不会对自己的核心利益置之不顾的，他们在大学生的引领下进行了持久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并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等一系列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口号，并在这场运动中烧毁了丧权辱国者曹汝霖的官邸。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行为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镇压并逮捕了一部分参与运动的大学生，而这也成为了五四运动不断扩大的导火索，全国各地都积极以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的方式来声援五四运动。这样，五四运动就由单纯的学生爱国运动转变为以无产阶级工人为主导，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性的爱国主义运动。由此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体现出了中华人民群众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和对政府软弱无能的气愤。而这种思想转化为行动后就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中华儿女追求自由的愿望体现了科学民主精神。在《青年》创刊之时，创刊人陈独秀针对封建专制的种种腐朽向当时的青年人提出了鲜明的期望：“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而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还讲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他的《随感录》当中也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育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人的对立。”[3]这样，对于封建专制的反对和对民主科学的弘扬之间的比较带来了表达方式上的变革。对此，李大钊针对时代发展方向时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4]所以文言文的统治地位被新兴的白话文所推翻，而白话文所代表的大众文学开始登堂入室。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儒家学说受到了空前的批评，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正是打倒“孔家店”。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思想基础是西方民主思想，它依靠着西化观念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彻头彻尾地批判，从而为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型开启了历史性的变革。

第三，青年学者解放思想推动了进步创新的精神。作为一次打破封建思想和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解放，它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思想上的创新。人们从以往遵从旧有的宗教礼法到现今崇尚新兴道德观念，从对君子专制的根深蒂固到如今弘扬自由化的民主，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到推崇苏俄的发展模式，这些都彰显了创新精神的内在本质，也正是这种大力的解放思想和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使得五四运动取得了划时代的影响。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青年的知识分子首次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内在具有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这就促使他们积极转变自我发展观念，从而走出了一条工农结合的中国式革命发展道路。

二、新时代背景下“五四”精神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践行科学发展观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最新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指导了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实践。今天，中国社会再次弘扬五四运动精神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统一，这对于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加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宣扬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爱国主义对于国家形成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动民族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从鸦片战争至今的百年近代史可以看出，爱国主义始终都同中国命运紧密联系，而这百年近代史的分界点就是五四运动。党的90多年的发展史也表明了，一个国家如果不完整、独立和强大，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尊严和发展希望。改革开放的30年经验也证明了这一铁的规律。如今之所以还要提倡五四精神，其目的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一切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节奏以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发扬科学精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对于科学的理解不能仅限制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之上，而且还要将其看成是一种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陈独秀是这样认识的，“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5]，“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6]。由此可以看出，民族精神同科学精神是一体的。五四时期的中国始终是在提倡以科学的方式来救国家于水火。而要发扬科学之精神就要重视科学之技术所产生的作用，发挥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绝大效率。在现阶段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融合和新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的实力已经成为国家整体综合实力的显著标志。邓小平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7]

(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目的客观上成为了人民民主的典型。它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它在本质上提倡民主，这种民主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所倡导的少数人民主，它就其本质来讲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实际权利也得到了切实保障；但是，政治体制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客观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政治体制中的集权化致使一些官员依然保有封建化残余思想，这阻碍着党的民主发展和人民民主的发展。所以，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五)树立创新进步理念，推动时代发展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后是最为根本的落后。因此要改变一个国家落后的状态，推动社会发展，必须就要以改变旧的思想文化作为前提和基础，而要改变思想文化上的落后，就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寻找新的正确的思想文化。今天，我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不会墨守陈规，接受改革。也只有具有创新意识，才会关注国家的命运和经济建设，才会关注社会的每一次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既然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那么就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这就更不能离开创新意识。

在时代的发展中，五四运动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其影响深远。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科教兴国战略，在以教育为本的基础上将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地位，以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上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敬告青年[C].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M].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6〕陈独秀。敬告青年[C].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92.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3.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六

中国近代史所闻所感

（○）百年动荡 历史必然

自从中国这片土地上有人类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生活在一个大“圈子”里。东部和南部是浩瀚的大海，西部和西南部有高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有高原。总之华夏民族从一开始就生活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

这个圈子里的自然条件总的来说应该不算太坏，这是这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经验的积累，此民族在文化和科技上逐渐地进步，曾经长时间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它的统治阶级也在一步步的进化和发展，统治阶级吸取前朝经验，越来越会驾驭臣民，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容易，集权制度越来越完善，作为一国元首的皇帝也越来越舒服。

时间不知不觉的溜进了十八、十九世纪。此时，外面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主要国家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政治制度。近代科学正在蓬勃发展，已经取得的相当的成就，不可胜数的科学巨匠和文化名人实际上已经奠定的未来几百年乃至更久的世界面貌和世界形势。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比较发达。所有这些发生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思维惯性中。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克服时空的局限，从而出现跨区域的交流。而此时的中国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和时期。中国王朝落后的文明，受长久的、陈腐的和愚昧的思想影响至深的统治者和民众，面对先进的、充满欲望的外来者，注定要写就一段与以往不同的历史。

（一）鸦片战争短评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战争具有特别的意义。天朝迷梦就此终结，乱世的序幕正式拉开，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清王朝恶梦的开始。

战争带来的是否全是坏处值得讨论。当然战争必然死伤，这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坏处。割地割出的香港现在仍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若是在清政府手下，说不定仍默默无闻。此战后小农经济的瓦解，开始产生更先进的近代工业和手工业。此战后，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中国自此才走上了痛苦而漫长的自省和自强之路。

（二）太平天国运动短评

它是民众为主体的人民运动。虽然声势好大并一度如日中天，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各种对失败的原因的长篇大论都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而它宣布的一些纲领或条文挺令人回味。其中包括“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一夫一妇，女子不缠足，男子不考四书五经。如此朴素，人性的纲领反映了普通底层民众的淳朴的愿望，天真而美好的愿望，在当时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有的不太现实然而有的又真的实现了。

（三）义和团短评

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体现了普通民众中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不过也体现了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作为一个愚昧帝国的臣民，其必然也应当是愚昧的。

（四）洋务运动短评

洋务运动是以统治阶级中先进官僚为主发起的一场强国运动。“求富，求强”的口号体现了他们改革自强的愿望，但从这个口号本身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性——根本性的症结不清楚，根本性的东西不变，富强如何求得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是由较为复杂的原因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很难克服的。对于这样一场运动应该给予极大地肯定。洋务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建树，在改变社会风气，改善民众观念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四）戊戌变法短评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其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明辨的思维，往往在思想和观念上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社会矛盾有较

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相对更为明智的办法。从《海国图志》到《少年中国说》，这无不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渴望国家进步，富强的愿望。而戊戌变法就是知识分子为主发起的变法自强，救国图存的变革运动。

（五）孙中山短评

袁世凯确实是工于心计，颇具谋略，很有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当了一阵子皇帝。孙中山积极改革却经常不顺利，似乎孙中山在计谋上可能确实不如袁世凯。孙中山自己也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开拓未来，袁不如我”。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和自知之明。袁世凯放着好好地总统不当还想当皇帝，这至少从现在的眼光看实在是愚蠢的。在眼光和胸怀上，孙中山比袁世凯强。大丈夫“谋万世，不谋一生”，从这来看，孙中山比袁世凯有谋略。

（六）李鸿章短评

李鸿章是一代晚清名臣，是晚清的中流砥柱。李鸿章文武全才，出将入相。对内兴办洋务，修铁路，造轮船，开矿，办纺织厂，发展近代邮电事业，支持戊戌变法等等。对外斡旋与列强之间，请外援，外交谈判。他俨然是大清国的大管家。

作为晚清的位高权重而又忠心为国的李鸿章实在是劳苦功高，即使是讨好慈禧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更好的实行自己的政策，试想得罪了慈禧或得不到她的支持，如何能更安全更好地行动。也许在他看来稳定的局势压倒一切，仗打不起，所以能调停就调停，哪怕拉下脸来去求，哪怕暂时忍气吞声呢。正是因为类似的一些原因，他一度背负卖国贼的骂名。当然不能说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对的，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为国着想，他是有眼光和远见的。不过也有局限性的，那就是不改变皇帝和太后的统治地位（笔者自己这么认为）。不知他是否想过反清，有人劝过他造反，他没有，似乎没有记载他对清政府有任何不忠的想法和行为。这原因可能很多，可能他是受传统忠君思想影响太深，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个治国之能臣，可能他觉得反清太困难了，风险太大了，还可能是朝廷给了他太大的荣耀，他觉得皇恩浩荡了，还有可能是他当时老了，没有如此的野心了。他自称大清国的裱糊匠，这比喻贴切而有些许悲凉。

（七）顽固派短评

凡是到变革时，受旧观念的影响深刻的人总要反对。观念的改变是最难的。那些顽固派也不是简单的人物，那些大臣们也是“饱学“之士。他们如此执着的原因（个人私利除外）恐怕是统治者长期教育的结果。他们用（修改过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选拔官吏的考试科目，读多了肯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读了一辈子古书，而且他们祖上祖祖辈辈读这些书，信奉这些。突然有一天有人跳出来大张旗鼓地要推翻这些，他们当然受不了。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实在是不可理喻。比如修个铁路都要极力反对，难道他们不知道火车比马车跑得快吗？实际上他们是坐井观天。那些顽固派大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实践。他们不需要火车，因为他们不那么着急赶路，但是他们不知道战场前线上火车追着马车跑那十万火急的情形。

顽固派实际上就是一种脱离实践或不关心实践的一种势力。

（八）爱国主义短评

爱国在和平年代里是不容易体现的，而在乱世则彰显得气势恢宏。中国近代史的这段杂乱的历史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事实上，以前的的任何朝代这一点都比较模糊。而晚清，正是需要爱国的时代。我们颂扬谭嗣同，虽然他们与袁世凯慈禧这样的老奸巨猾比起来稚嫩和天真许多，但我们都称道他们而不称道袁世凯和慈禧。因为他为了变法改革不怕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应不应当效仿暂且不提，至少这种精神令人敬佩。面对列强进犯，不论是战是和，出发点是国家和民族，面对变法改革，不论变与不变，关心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对国家的利弊。争论和分歧只是角度不同，出发点是相同的。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方向对了，办法总是有的。

不论是抗击法国的清朝士兵，还是抗击英国的三元里农民，他们都是受了爱国主义的感召而不顾个人安危。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各个阶层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在爱国这条道路上。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近代史画上了句号。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也象征地给近代史做了个总结：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

参考文献

（1）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4.1.

（2） 苏同炳。《清代史事与人物》。北京。紫金城出版社。 2010.4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七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

这个学期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史，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建国后，在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也曾经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如抗美援朝、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其社会动员之广泛、组织领导之有力、应对行动之迅速，取得成效之显著，让全世界都不得不由衷地表示佩服。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有事，只要党和政府一声号令，马上就会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之所以能这样，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在民心。政权的稳固主要靠民心，失去民心就丢掉了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石。但民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行动赢得的，它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仆用炽热的诚心换来的。如果没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心里没有人民群众，只知对上负责，养尊处优，那就必然会失去民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

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从一个只有53名党员的小党到今天拥有78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党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坎坷曲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成长》 篇八

摘要：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她孕育了中国传承近百年的五四精神，即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勇于创新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五四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弘扬五四精神，对于当代青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五四精神；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传承近百年的“爱国、民主、科学、创新”的五四精神，作为当代青年，有责任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但五四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五四精神新的内涵，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共成长。

一、五四精神的内涵

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五四精神孕育而出。五四精神代表着积极、进步、平等、和平、自由等，她留给后人的精神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成长，如周策纵所说的“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他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1]五四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她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远激励着当代青年。

（一）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胡锦涛曾指出：“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2]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源泉，在五四运动中，大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将爱国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外交失败，便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得以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群众激愤不已，他们积极主动行动起来，在街上游行示威，毫不畏惧军警的反对与迫害，毅然打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等旗帜鲜明的口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除了学生、商人和工人以外，农民、政界、军界、也有很多人加入到运动中来，组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次运动中，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起着先锋作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群众大会，北京大学代表在会上明确的说，“孙中山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匾牌换成中华门，这样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是要做彻底的革命。”[3]这种可歌可泣的、彻底的、不妥协的爱国主义精神，必然成为五四精神的核心。

（二）民主科学精神

五四运动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4]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时期举起的两面大旗。20世纪中国的社会制度落后与科学技术落后，都需要民主和科学来解决，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离，有人将二者的关系比作“鸟之两翼”。当时中国人对民主精神的理解与西方有所差异。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了几千年，虽然民国建立，但北洋政府当道，封建主义在中国社会依然占主导地位，所以当时的五四先锋提出：个性解放、民权、女权、人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言论学术集会游行自由等，不但把民主精神提到了新的高度而且把民主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广泛民主权利的民主精神。西方所谓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中可以实证的这样一些东西。而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主要指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并不是完全指自然科学的实证层面。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科学精神指的是求真、求是、崇实、去伪。科学精神既反对盲从现存的、反对迷信，也反对主观武断，总之科学精神就是要追求真善美。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武器与思想的先导，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当代对于青年的成长同样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成为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开端。

（三）勇于创新精神

在五四运动时期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是十分突出的。“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5]当时李大钊就提倡创新，他认为创新是最高的要求，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要创造新生活、新世界，这种理念在当时及大地鼓舞了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比如，“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且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个重大功绩。”[6]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锋勇于创新，敢于提出道德革命，对中国的旧礼教、旧道德进行扫荡；敢于进行文学革命，主张实行白话文，让广大老百姓都能容易看懂。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当时人们思想的一次解放同时也是五四先锋勇于创新的一项硕果。五四运动的创新精神为中国革命革故鼎新，促进人们思想进步，推进社会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发扬创新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

二、五四精神在当代核心价值观中的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的深刻变革，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矛盾化等特点。构建当代青年正确的值现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根据当代青年价值观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需要引导当代青年正确认识五四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充分发挥五四精神在当代青年价值现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及时代精神共同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五四精神。

第一，五四时期开始引进并且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反思和批判封建传统，引进西方的各种学说，希望能找到改造旧中国的方案。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下，一批革命分子成长起来，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五四运动中后期的指导思想。而我党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认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正确方向。第二，五四精神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五四运动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提出从思想、文化上建设民主共和的任务，为了达到从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的目的，同时蕴含着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三，五四精神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救国图存需要标新立异。五四运动中，新进知识分子从旧礼教到新道德，从旧观念到新思想，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五四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创新”、“改革”。所以说五四精神蕴含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创新精神。第四，五四精神孕育了是非荣辱等价值观念的形成。五四运动批判愚昧落后的封建人格理念，反思社会整体价值准则和道德要求，召唤人们对现代人格理想的觉醒，重树了人们对荣辱善恶的评价标准，使得人们对道德要求进行了新的认识与重构，成为是非荣辱等价值观念的形成基础。

2012年11月，党的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提出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育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对五四精神的延续与发扬。

三、当代青年与五四精神共成长

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热血青年自发形成的一种神圣的精神追求，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勇于创新精神，是五四精神的精华与集中体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历史环境，其主旨又有所不同，因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今天，我们怀念五四运动，不是去重复当年的斗争方式与斗争口号，而是要继承与发扬五四精神，把五四精神注入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为当代青年，身上肩负着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重担，五四精神作为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更应该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勇于创新精神，为我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奉献自己的力量，不断发展并形成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不仅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更是每个时代的青年与五四精神的不断成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青年更应该发扬五四精神，继续把五四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国家的伟大事业。当下，94个春秋过去了，以爱国主义、振兴中华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青年去争取实现祖国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青年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以自己的敏锐和热血青春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他们也与这种进步一起成长，肩负起对祖国的历史责任，塑造起具有时代光芒的民族精神。

总之，当代青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应该从五四精神中汲取营养，不断继承、发扬与超越五四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不断努力。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共成长。（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参考文献：

[1][5][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9：14―15;1999：50.

[2]胡锦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9―5―5(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55――256.

[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8.

[6]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91.

上面内容就是虎知道为您整理出来的8篇《近代史论文》，希望可以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